就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领域而言。李约瑟的论著是具有经典意义的。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提出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中国古代取得了如此辉煌的科技成就？为什么近代科学是由欧洲而不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孕育出来？李约瑟为解答这个问题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见解。从某种意义说，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研究，是由“李约瑟难题”而激发的。这并非说在李约瑟之前中国学者没有研究中国科学思想史的成果，而是说由于“李约瑟难题”的提出，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研究有了明确的“话题”。多年来，围绕这一“话题”，中国的学者在李约瑟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探索。袁运开、周瀚光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科学思想史》（以下简称《思想史》），表明了这种探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这种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系统、全面地展现了中国科学思想的历史进程和丰富内容。只有系统和全面地把握中国科学思想史，解答“李约瑟难题”才有坚实可靠的基础。《思想史》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对中国科学思想史作了最全面、最系统的论述的著作。这种系统性主要表现在梳理了中国科学思想纵向发展的历史线索，认为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先秦的萌芽和奠基阶段，秦汉至宋元的成熟和高峰阶段，明初至清末的总结及会通西学的阶段，整个发展过程与中国的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思想文化的演进息息相关。《思想史》的全面性，主要体现在从横向方面对中国科学思想作了多角度、多层次的阐发。所谓多角度，就是该书既把科学思想看作相对独立的领域，又将其看作是和科学技术史、哲学思想史相交叉的。因此，《思想史》对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呈现出从科学技术史、哲学思想史等多角度观照的学术视野。所谓多层次，就是该书认为科学思想包括了具体的科学思想、一般的科学思想、科学观、科学方法这样四个层次。因此，《思想史》对中国科学思想的研究，呈现出多层次的立体感。无疑，正是这样的多角度和多层次，使得《思想史》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科学思想史的内容。
其次，更为深入、准确地揭示了传统思想与中国科学技术的关系。解答“李约瑟难题”的关键，在于指明传统思想对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产生的影响。李约瑟为此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二卷中作了专门的探讨。显然，这里的重头戏是要回答儒家思想对于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怎样的作用，因为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中国近代以来，流行的观点是指斥儒家思想对科学技术的排拒。李约瑟也受到了这种观点的影响，认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做科学的解释和推广”，“它对于科学的贡献几乎全是消极的”。如果这样的结论能够确立的话，那么就很难解释：既然作为传统思想主流的儒学是与科学技术截然对立的，为什么主要在儒学思想滋润下的传统文化居然能孕育出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
《思想史》的作者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该书在指出儒学对科技发展的负面作用的同时，也详尽地阐明了儒学对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并把这些作用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儒学促进了天文学、数学、医学和农学成为中国古代科学的四门主要学科。儒家的“知天命”，推动了古代的天象观察和天文学研究；天文历法的研究离不开数学，因而儒学把数学列为“六艺”之一，由此激发了很多儒生对数学的研究；儒家以“仁”为核心，于是以治病救人的医学为“仁道”，主张“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儒学认为治国要以农为本，对农学的重视乃是其题中之义。第二、儒学的一些思想方法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积极意义。如孔子的“举一反三”、孟子的“苟求其故”，对于古代科学家开拓研究思路、探寻事物规律具有深远的影响。第三、汉代和宋代，分别是中国古代科学奠定体系和走向高峰的时期，而这两个时候恰恰是儒学兴盛之际，这其间是有着内在联系的。
该书对于其它的传统思想与科技发展的关系的研究，都在李约瑟的基础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再次，对于研究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现代科学意义提出了新的认识。解答“李约瑟难题”，不只是为了解开历史之谜，更是为了从中汲取发展现代科技的思想营养。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思想史正是着眼于此，爱因斯坦、玻尔等欣赏中国古代思想也是有见于此。最近获得国家科技最高奖的吴文俊教授，就是从研究中国传统数学思想中受到启发，在数学机械化的方面做出了非凡的贡献。这意味着衡量解答“李约瑟难题”是否取得了重大进展，还需要对中国科学思想的现代科学意义有新的见解。李约瑟认为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体现的“辩证逻辑”，对于现代科学是最有意义的。不过，他没有对此作进一步的阐发。
《思想史》从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方法入手，概括和提炼出体现了辩证逻辑的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的基本模式，由此开掘出中国科学思想对于现代科学的新的意义。该书指出中国古代科学方法有六个特点：勤于观察、善于推类、精于运数、明于求道、重于应用、长于辩证。更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指出这些特点贯穿于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的基本模式之中。这个基本模式就是：“实际问题—概念方法—一般原理—实际问题”，即从实际中的问题出发，然后提出概念和方法，再上升到一般原理的高度，又进一步把一般原理和概念方法应用于实际问题，在实际应用中又发现新的问题……如此循环往复，指导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创造出灿烂的成果。这里揭示了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的独特风貌：主要是科学发现的逻辑而不是证明的逻辑。这就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古代虽然缺乏西方科学的演绎公理体系，却仍会有那么多的科技发现和创造。这样的发现逻辑正包含了辩证逻辑的精神，因为这个基本模式以问题为中心，而问题正是矛盾的反映。在此基础上，该书进一步论证了这一基本模式与爱因斯坦的方法论模式、波普尔的科学进步的方法论模式有着相似性，从而得出了关于中国科学思想的现代科学意义的一种新的观点；它所蕴含的科学发现的方法论是富有生命力的，是可以为呼唤科学创新的时代提供智慧的。
当然，《思想史》并非已经言尽了“李约瑟难题”的解答。不容讳言，它对近代科学为何没有在中国产生的问题，相对来说关注较少。但它毕竟是中国学者为解答“李约瑟难题”所提交的有创造性的、有分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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